医师法草案再提“不得过度医疗” 如何界定成难题

2021-07-04 中国安全保卫网政策解读 正文

构不足,警方在这方面立案也比较被动,患者很容易会陷入求助无门的情况。此外,由于执法机关欠缺追究医疗违法违规的行政责任,民事司法认定中也会经常混淆医疗违法违规与一般医疗技术过错的法律责任。

  “医学的问题很复杂,‘过度医疗’不能简单的针对一个诊疗行为,需要综合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判断,并不是说我头疼,医生给做了个CT之后没问题就是过度检查”,郑雪倩称。

  她表示,相关的鉴定应由专业的医疗鉴定委员会或一线的医疗专家进行,现在的医疗专业分科越来越细,科技、专业水平日新月异,不在临床的医师很难再参与同行评议。

  “判断医师诊疗行为是否构成过度医疗,现阶段我国法院通行的判断标准就是依据是否违反‘诊疗规范’。”邓勇认为,我国当前缺少一部具有全国性法律效力的诊疗规范作为判断基础,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认定“违反诊疗规范”成为困难,且我国的诊疗规范大多是参照国外标准,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诊疗水平,经济环境的差异性。

  郑雪倩则表示,相应的诊疗规范或可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或授权相关的医学组织制定,“应兼具统筹性和全面性,且要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时更新,在此基础上也对药厂作出规定,如及时更新说明书。” 

  邓勇认为,判断是否是过度医疗,应考虑疗效、安全程度、痛苦程度、便捷、经济费用及效率六个要素,“这六要素的确定,也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标准,要依据当地的经济、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医疗技术等具体情况概之。”

  如何避免沦为空谈?

  有观点担心,对于大部分并无恶意的医师,加强“过度医疗”的认定或会削弱他们在临床上的自主性。

  “若该举措明显加重了医务人员的责任,医务人员为了减少医疗风险,保护自我,或将实施偏离规范化医疗服务准则的医疗行为,称为防御性医疗”。邓勇介绍,风险的加强可能导致医务人员的防御性医疗行为从积极向消极转变,即从为了规避医疗风险主动地为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对患者疾病实施不必要的治疗措施,到回避收治高危患者、回避高危手术及难度较大的特殊处置等。

  郑雪倩则表示,在界定“过度医疗”问题时应区分一下新技术和探索性的医学治疗,“医学是个探索性的自然科学,没有探索,就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 

  “即使有了诊疗规范,相应的疗法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也会有差异,这时候就需要凭着医师的经验来做出判断,所以也要允许医师在医疗中要有探索。”郑雪倩说。

  她举例称,比如拓展性药物的使用,因为一些厂家没有修改说明书,而说明书又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如果超说明书用药,法院就会认为这就是违规违法行为,但事实上,有些治疗方案确实也有很好的效果。

  也有观点表示,既然不能对过度医疗做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不得过度医疗”即使作为法律条款也缺乏可操作性,或将沦为“正确的废话”。

  宋中清则认为,加强对“过度医疗”现象的监管其更大意义在于可以促进医疗行为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

  “当医师面临没有指南,没有规范,又需要病人使用的时候,也应该通过法定的医疗质量委员会的程序进行讨论,还有伦理委员会,患者同意,那么同时还可以有上级医师的联诊,多学科的会诊来支持医师做出这个判断和治疗的选择。”郑雪倩说。

  郑雪倩介绍,事实上《医师法》二稿的第二十五条到二十八条都对上述情况做了相关规定,“我觉得法律遵循的一个宗旨是要尊重人的生命和健康,所有的都要围绕着这一要求来进行。” 

  “除此之外,应更多关注贵重药品、保健药品的使用,应有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显示某种疗法具有可期待的效果”,郑雪倩称,前提是做好患者的知情工作。

  “知情同意书不是简单的由医师强迫患者去签字,而是让患者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自己做出选择。”郑雪倩表示,在弥合医患冲突的过程中,应更重视《知情同意书》的作用,必须赋予患者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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