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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第一造反派聂元梓去世 曾写全国首张大字报

2019-08-29 19:45


    “文革”中,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去世,享年98岁。她的命运因政治运动而沉浮,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性人物。

  8月28日上午10时55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去世,享年98岁。新京报记者通过采访聂元梓生前好友、同为“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的蒯大富,确认了消息。

  蒯大富称,去年5月他曾到北京看望聂元梓,她当时虽然看上去苍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能正常交流,他还鼓励她活到一百岁,要给她过百岁大寿。但一个月后,聂元梓就不慎摔倒导致骨折,此后一直卧病在床。在这位昔日“战友”眼中,聂元梓的一生过得极不容易,称其为“一个很坚强的人,很不简单”。

  聂元梓在“文革”中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毛泽东亲笔表扬“写得何等好啊”,这让聂元梓成为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人物。她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被毛泽东合称为“五大造反派领袖”。

  但随着运动转向,聂元梓和诸多造反派成员都被判刑入狱,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尽管她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终究不能改变被判刑17年的结局。

  早在2014年2月,记者曾到聂元梓位于北京黄亭子小区的家中采访过她。她对记者回忆道,1984年12月,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北京延庆监狱出来后,长期居无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却因种种原因,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还被其告上了法庭。于是,她请杜润生帮忙,为其特别安排了这套大约50平方米的住所,不过只是暂借,并不拥有产权。

  彼时,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聂元梓礼貌地称她为“阿姨”。晚年的聂元梓,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极少参与公开场合的活动,但不时会有与其政治观一致或者知晓其曾经风云经历的人慕名拜访。她也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聂元梓,生于1921年4月5日,河南省滑县留固镇西尖庄人。1937年为抗日救国,年仅16岁即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被选送延安学习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在1946年2月被组织派往东北工作,曾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建国后,于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因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而家喻户晓

  1921年,聂元梓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母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她在16岁那年也加入其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在17岁入党。他的大哥、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聂真,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县组织。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革命”,聂元梓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思想上极度左倾,为了革命理想,她从前方长途跋涉至“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也在那里,经历了残酷的整风“抢救”运动,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1960年,聂元梓在北大校长陆平的帮助下,进入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陆平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聂真相熟,对工作踏实负责的聂元梓也颇为满意,两年后,又将其提拔至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并在分房上给予优先照顾。

聂元梓聂元梓

  从私人关系来讲,陆平有恩于聂元梓,她应该报恩;从发展前途来讲,只要紧跟陆平,继续提拔受重用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正是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她对陆平的评价却在慢慢发生变化,“我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她在回忆录中说。

  聂元梓对陆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条,她认为陆平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具体情况,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在校党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他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而北大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

  她对陆平的这些意见,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他亲口提,但她认为这些意见都很重要。终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给了她这样的机会,让她一吐为快。

  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她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杨克明,便想通过大字报的形式,向学校党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提意见,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便找到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的妻子,她满口答应没问题,但并没有过问他们写什么内容。

  这样,聂元梓和哲学系的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定给陆平等校领导写一篇大字报。据聂元梓回忆,大字报改了三次,最后的版本是由杨克明主写,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并带头签了名。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另外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另外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这张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历数北京大学三位校领导压制群众投身“文革”的“错误”,并对他们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两个多月后,这篇文章被毛泽东批示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成为“文革”中的重要符号,也为全国上千万大中学生起来造反吹响了冲锋号。在记者采访到的众多造反派中,都认为这篇大字报对他们当时批斗工作组,起到过示范作用,聂元梓的大名也从此家喻户晓。她很快当选为北大校文革主任,成为北大的实际领导者,这是她人生的顶峰,也是她此后被判刑入狱的起点。

  后半生,颠沛流离愁云惨淡

  聂元梓是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但她立刻发现自己完全控制不了局势。1967年,北大的武斗持续升级,到七八月间,她曾试图将两派学生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复课闹革命,但是终于没能成功。

  作为一个参加革命30年的老党员,她对运动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感到不对头”。她意识到,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以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应付未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她萌生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想法,并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她认为校文革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但这个意见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立马遭到反对。

 聂元梓对学生发表演讲。聂元梓对学生发表演讲。

  紧接着,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向中央文革成员提出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请求,并建议解散北大校文革,当时周恩来、江青等人都在场。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并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周恩来和其他人都默认了江青的发言。

  武斗不断升级,后来毛泽东下令由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接管。从1968年国庆节后,聂元梓便处在半隔离状态,白天办“学习班”,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到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军宣队副主任王连龙在大会上宣布聂元梓为“五一六骨干分子”。此后,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在一群“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中间,她是“坏人中的坏人”。1970年6月,工宣队、军宣队让她再度回校,在严密监视下,强迫她打扫院子和厕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100多次。

  对聂元梓的正式判刑是在1983年3月,和她一起被判刑的还有“五大造反派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不过,在第二年底,她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了,此时的她已经63岁,出狱后孤苦无依,既无住处,又无任何生活来源,再加上常年被整,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而她的三个子女皆因受其牵连,自顾不暇。

  她曾自食其力做了几年生意,赚了一笔钱,却被人陆续骗走,剩下一堆不能兑现的欠条。晚年,在不懈地争取下,聂元梓终于申请到养老金,她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她的哥哥、姐姐已经全部过世,与侄子们也极少来往,除了与儿女偶尔通个电话,很少有人会与之联系。

 聂元梓(右坐者)96岁时,蒯大富来京探望。聂元梓(右坐者)96岁时,蒯大富来京探望。

  那本《聂元梓回忆录》是由其本人口述、他人记录的,出版时未经其审阅。她手边留存的那本书,已经被她翻烂,许多地方有折痕或夹着书签,书上满目的线条和修改痕迹,那是她认为再版需要修改的地方。这本为自己正名的传记能出修订版,是她生前最后的愿望,但未能实现。

  据悉,聂元梓早在数年前就签字,要在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北医三院。她的家人已表示,会完成她的遗愿。但她的后事究竟如何办理,是否会有追悼会,目前尚无法明确。

  昔日风光无限又惨遭蹂躏的“五大造反派领袖”中,谭厚兰早于1982年在保外就医时病逝,时年45岁。今年6月26日,王大宾在成都病逝,享年78岁。如今,仅有蒯大富和韩爱晶健在,现均生活于深圳。新京报 | 记者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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