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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巧妇亦无米: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

2016-03-13 14:22

作者: 杨琳

既无巧妇亦无米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国难年代,当先天“营养不足”的中国军队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时,他们的奋楫与沉戈,高亢与酸楚”

对于军事和历史爱好者而言,一些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将领早已耳熟能详,他们的军事才能也经常成为争论的话题。然而如果战争的胜负仅仅由将领的军事才能支配,必是只见皮毛不见经络。在杰出将领的背后,必然有一套庞大的军队制度体系在隆隆作响,这套幕后的制度是否有效运转,要比台前的将领才能更为重要。

台湾历史学者张瑞德1986年博士毕业后奉召入伍,被分派到史政机构,由于职务上的便利,可以进出库房,调阅大量历史档案。他的著作《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就从人事制度上对国民党军队进行“解剖”,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各阶层人员的组成和素质,以及任免升迁、奖励惩戒、待遇福利、参谋制度等人事制度,还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的人事关系,梳理出人事体制与战力之间的联系。

耗时两到三星期教士兵识别阿拉伯数字

“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弱,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张瑞德通过大量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国民党军队素质不高、人事制度落后,可谓既无巧妇也无米的情况。抗战时期,陆军高级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占比例高,战时为黄埔军校所取代。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军校的训练相当浅显,时间短促,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训练极为有限。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来,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不难,经常是一战升一级,基层历练经验有限。战前德国顾问曾告诉蒋介石,如果一个军人没有充分担任下级军官的经验,必然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美国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的评价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在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只能怀揣着20年前所学的知识和有限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其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除了军事教育质量不足,升迁过速外,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和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和自我充实外,其他事务均可以“大撒把”,交给参谋等去处理,原因在于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具备。而中国近代指挥官整日忙于琐碎事务,忽视教育训练,甚至把交际应酬作为“核心事务”。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得不“面面俱到”,不仅要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还要去计划柴米油盐、弹药等补给,去处理逃兵问题,个个忙得焦头烂额。

配备幕僚体系可以帮助军官卸下沉重的杂务,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而国民政府执政仅10年,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截至1937年,陆军大学仅仅训练出不到2000名参谋人才。1940年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半以上的参谋不具备基本学历资格,一些地方部队“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一些参谋连使用地图的技能都不具备。

士兵的素质也普遍不高。一位将领在广西宾阳测验一批贵州增补的新兵,发现文盲占97%。据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时任十四师排长的黄仁宇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这导致部队对普通的新兵,不仅要施行军事训练,还要为文盲士兵“补课”。教一名普通文盲士兵识别阿拉伯数字就需要两到三星期,更遑论专业军事知识。

物价高涨让士兵形同乞丐

抗日战争事关民族存亡,参战的中国军队在民族感情下奋勇杀敌,但他们终究要吃饭、穿衣、养家,待遇福利不可或缺。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一直良好。在抗战爆发前,一名中校的年收入,比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还要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一名上等兵的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在长江上游的一个部队中,战前士兵薪水在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够存下5到6元,而当时湖南已经算得上地方“金饭碗”的小学教员职位,月薪只有4元,还是以稻谷折扣发放。

1937年10月,太原市火车站,市民欢送奔赴前线抗击日军的中国一七九旅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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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烽火点燃了物价的导火线,物价仿佛“窜天猴”爆竹一般,从1937年到1945年,上将月薪增加208倍,二等兵增加128倍,而战时物价高涨2100余倍。

1944年,一个二等兵的收入仅能买劣质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在昆明买一包洋烟稍稍有余,买一斤猪肉则不够;甚至还出现营长生女因养不起送人的怪象。高级军官待遇也有限,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奢侈的享受。

军人购买力变差,伙食也随之变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而中国陆军官兵最乐观时也仅为1.6磅。副食方面更是惨淡,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变成一钵大锅菜,最后大锅菜“退化”成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每月350元,每天不到12元,而当时汉中地区一斤白菜30元,豆腐、胡萝卜20元一斤。

饥饿的士兵又怎能奋勇杀敌?1943年国民党军队曾经送1800名新兵到印度受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第二年一位美国专家为国民党军队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检,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美国驻华军事武官的一份报告称,微薄的薪水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国民党军队或许成为世界上待遇最差的部队。在抗战中期,军人社会地位已形同乞丐。

中国战时糟糕的经济状况“绊住”了政府提高待遇的企图,国民政府担忧加薪会引发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便用升官作为救济,这又导致官位泛滥,抗战时期一上校尚不如商店中的会计员。“然国法不外人情,终不能令人完全弃家而为国。”部分军人士气消沉,甚至开始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

地方势力如同私兵

国民党始终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面对地方势力,蒋介石的指挥并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他只能是一个各方“藩镇”承认的全国统帅。掌握江浙富庶之地的蒋介石削藩为何如何困难,从书中展现的地方势力人事结构便可一叶知秋。

地方势力人事结构中充斥着地缘关系,宁要“三叔四伯”不愿“五湖四海”,有些部队的人事选拔,不仅局限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县。如抗战前的晋军就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为山西五台人),湘系何键则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键为湖南醴陵人)。

地缘关系渗入骨髓的极端案例也不罕见,湖南李云杰的部队,官兵一水的湖南嘉禾人,各级长官多李姓人士,只有参谋黄某系外县人,士兵平日喊口令及官员训话,全用家乡土话,外县人根本无从置喙。

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一行视察中国青年军。左起:蒋介石私人幕僚长陈大庆、杜聿明、蒋介石、滇西大反攻的司令官卫立煌将军

既无巧妇亦无米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

 

即使抗战期间,这些地域观念浓厚的部队也未有改观,驻扎在云南的58军,连长以上干部均为云南人,对于中央派去的外省人员,极度排斥。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甘肃人,姓马,回族,河州籍更为吃香。

青海的“诸侯”马步芳的骑兵第五军和陆军82军合并成40集团军后,他自任总司令,其兄马步青任副总司令,82军军长由其子担任,骑兵第5军军长由马步青女婿继任,至于师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几乎全是马氏亲属。

抗战僵持阶段内部阋墙

抗战前,当日本侵华危机加重之时,中央与地方关系便进入“蜜月期”,当外来危机缓解,双方又打打闹闹。地方势力还“借力打力”,用不抗日作为反对蒋介石的理由。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指责蒋介石对日妥协,掀起一番“倒蒋”风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与地方的关系依旧无法挣脱这种逻辑,彼此既同床异梦,又要在抗日的旗帜下携手并肩。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各路地方势力,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委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给予种种实质的支持。

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战线,第五战区总司令(津浦前线)李宗仁(左)与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合影。整个抗战期间,李、白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

既无巧妇亦无米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

这种开诚布公也得到地方派系的投桃报李,与中央军合作抗日。然而这不代表双方冰释前嫌,一些西南及西北的地方势力派遣到前线的只是部分军队,大部分部队留下以求自保,中央能调动控制的地方部队不足半数。上海一战,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国民政府的权威开始减弱,至1939年冬天,地方军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央军甚多,地方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1939年底,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只有少数地方部队认真执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修改了对华政策,强调对占领区的发展,不再大举进犯国民政府的后方统治区,战争陷入僵持局面。蒋介石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开始对地方势力进行整顿。

对于那些抗战不力、缺乏抗战意志的地方部队,蒋介石不再给予充分的整补,让其自生自灭。他还派遣黄埔出身的嫡系干部到地方部队,收编拉拢地方军系长官。中央调动一些无法控制的地方部队,令其脱离本土,将中央军分置其左右,使防区犬牙交错成制衡之势。像胡宗南派去西北的中央军,便流行有“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服四马”的口号。

面对中央化的举动,地方势力也是“见招拆招”,有的地方部队在地方自行整补,一些地方势力孤立架空中央派来的人员,比如宁夏马鸿逵对于中央军校和陆大的学生,从来不欢迎,跟随他多年的部下陈希贤进入陆大学习后,便被“开除”出其“朋友圈”。后来据说陈为此向马鸿逵下跪,才勉强得到副参谋长的职务,但已无法挤入核心层。

面对中央在地方派遣军队的“抢逼围”战术,地方势力竭力反抗。1941年中央在西康已经组成两个团,刘文辉趁尚未发配武器之机,派兵包围了这两个团,并强行解散,随后他电告蒋介石,指责这两个团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1944年,刘文辉的部队更是击退了企图进入西康的中央军。一直到抗战胜利,中央始终无法在壁垒森严的西康插针落脚。

由于地方势力一度强大,军队的惩戒制度无从落实。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由于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队的关系,一向视双方军力的优劣而定,至抗战中后期,地方军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人无视国民政府的心态。

1939年冬季攻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统帅部震怒,但依然不敢将大量失职将领绳之以法。如果中央严肃军纪,只能激起地方军人的二心。部分战区形同藩镇,为中央权力所不及,谎报军情等劣迹不胜其多,军法成为草纸。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自然会偏袒自己的黄埔出身将领,即使作战不利,也革职后再予任用。

黄埔军校只是初级军官培养机构

人物周刊:以往我们常常把黄埔军校毕业生看作军事精英,然而实际上黄埔学生仅仅受到初级的军事教育。你如何评价黄埔学生的军事素质?

张瑞德:战前黄埔军校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一般认为素质颇高,但是数量过少。1928年至1937年之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仅有10731人。抗战爆发后,初期基层军官消耗极大,如淞沪战役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战场,与日军激战3个多月,伤亡惨重,在这一场战役中即丧失初期军官达万名,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断层。

由于干部需求量激增,而战时军人生活艰苦,军校招生困难,因此不得不降低报考标准,战前规定需高中毕业,自1937年起降为初中,以初中肄业程度入学者也不乏其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教育期限也予以缩短,战前为3年,抗战初期最长为2年7个月,最短的只有不到9个月。自武汉会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改变,加上日军南进后兵力相对减少,因此国民党军队伤亡率降低,基层军官补充的需求降低,军训部乃将中央军校教育期限延长为1年半。

不过黄埔军校毕竟只是初级军官的培养机构,学生所学仅限于小部队作战,并未学习如何从事大兵团作战,毕业生的作战能力自然有其局限性。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虚报战绩的现象?

张瑞德:战时各部队虚报战绩的情况确实十分常见,张发奎的回忆录中即指国民党军队的各次大捷,每多夸大战绩。蒋介石也曾多次公开指责各将领最大的毛病即为报告不实在。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的高级军官,为国民党官僚文化的一大弊病。

国民党军队意识形态凝聚力薄弱

人物周刊:国民党的基层动员能力历来被视为薄弱处,其在抗日时期的征兵政策落实到基层取得了何种效果?

张瑞德:近代中国的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才开始推行征兵制。抗战爆发,急需补充大量兵员,于是采用征募并行制,不过仍以征兵为主。自1937年至1945年之间,全国共征募壮丁1400余万名。如果将二战期间中国的动员率(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与列强做一比较,德国为3.8%、俄国为3.0%、美国为2.4%、英国为1.4%、日本为1.3%,中国则只有0.4%。

战时中国不仅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出现许多的困难与流弊。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要的各项基本条件(如户口制度、国民的生活、教育水平、地方基层干部素质等),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均尚未具备,无法与征兵政策配合所致。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举了学缘、地缘、血缘等一些国民党部队人事构成的特点,唯独没有提到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张瑞德:国民政府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仰赖军队政工制度。个人以为抗战时期的军队政工制度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以党领军并未落实,政工人员在军中无地位,部队指挥官对政治教育也不重视,因此意识形态无法成为部队凝聚力的因素,与中共部队大为不同。

中央与地方博弈不休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国民党地方势力在抗战中所起到的正面和负面作用?

张瑞德:国民党非蒋介石嫡系的地方部队,对抗战也有其贡献,不容抹杀。例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

地方部队(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区)虽然也派兵赴前线,但是仍然留下大部分的部队,以求自保。至1939年冬季攻势时,地方部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系领袖目无中央的骄纵心态,只有少数部队愿意认真执行国府发动的“冬季攻势”,多数的战区或按兵不动,或略作姿态即止,整个攻势只能草草收场。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削藩”的得与失?

张瑞德:蒋介石利用抗战“削藩”的结果,使得部队的中央化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上,根据学者的估计,抗战爆发时,国府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府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部队中央大致均可自由指挥调动。

虽然如此,国府军队中央化的结果,也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包括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队的疑惧,在前线时“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他们自然避免与日军打硬仗,尽量保持并扩充实力,唯恐被中央消灭。地方实力派既然不能全力与日作战,自然无法取得中央的信任,双方关系因此日渐疏远,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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