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公安保卫工作

2014-04-19 中国安全保卫网史鉴春秋 正文

编者按: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是为中华之崛起而鞠躬尽瘁的一生。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将恒久闪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上,也深深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为缅怀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继承革命遗志,本刊特选编了一组文稿,以为纪念。

  周恩来是中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在革命战争时期,他主持我党最早的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的工作,并形成了一整套情报保卫工作理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将统战、策反工作与公安保卫工作巧妙结合,开创了生动丰富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他高度关注公安保卫工作,指导创建了人民公安保卫组织机构,提出公安保卫工作的原则、纪律和方法,整顿干部工作作风,并投身各项业务实践,为新中国公安保卫事业鞠躬尽瘁。

  大革命时期

  为早期情报保卫工作殚精竭虑

  成立中共中央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最初的酝酿是在廖仲恺遇刺事件之后。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而此前,没有任何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但为中共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工作,而亲自参与处理此事的周恩来更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1926年,经周恩来建议,党中央派陈赓、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以培养党的公安保卫骨干力量。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广州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立即从上海迁至武汉。脱险后的周恩来冷静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前前后后,意识到必须吸取惨痛教训,建立与开展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已刻不容缓。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沪区特务委员会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首次展开了中共的秘密工作,他们认真检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并将党组织转移到地下,及时整顿工人纠察队及营救被捕的人员。

  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作为中共中央在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负责人,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党在白区的活动是所谓“非法”的,只能采取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式进行斗争,党必须建立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机构。因此,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障党及组织的生存环境,有效地打击敌人、开展工作、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科)”。

  特务工作处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取得很大成果,周恩来曾如此评价: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9月21日,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撤销,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却为中央特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1月,在原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特别事务科(一说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在上海创建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中央特科先后设立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4个科,其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这是我党建立最早的保卫组织。22年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为了加强对中央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统一领导全党保卫、情报等工作。在周恩来和中央特委的领导下,中央特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针对许多同志初次参加秘密工作经验不足、纪律观念不强的状况,周恩来决定举办学习班。1928年春,中央特委开办了为期20天的秘密工作训练班,培训内容有如何开展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等。同时,还进行了秘密工作纪律训练。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向学员作了多次政治报告,陈赓、顾顺章讲授秘密工作技术和方法等课程。这期培训对于提高中央特科的战斗力、消除流氓无产者意识、培养革命纪律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周恩来又建议中央特委在上海卡德路专为中央特科行动科(又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训练科目更加具体化、技术化,如: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具体情况,熟悉敌人警宪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情况;学习射击、化装、破译密码、用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技术等等。行动科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先后处决了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

  周恩来不但积极创建公安保卫工作机构、培养人才,而且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公安保卫技术手段,如筹建电台交通、提高侦察效率、打造无线电专业队伍等。1928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和监听破译技术。其中,涂作潮等6人经考试获得了录取,学成回国后成为公安保卫战线的骨干,在白区隐蔽斗争和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1929年10月,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建立;12月,在香港建立了第二部电台。秘密电台的设立,对于保证中共中央同苏区、共产国际的联系及通报敌情,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联络的第一本密码,也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周恩来所从事的隐蔽战线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著名作家韩素音在一书中称赞道:“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周恩来“五四”时期所用笔名——编者注)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蒋介石则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周恩来除了直接领导和参与中央特科的工作活动外,还不断探索、总结秘密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情报和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理论。

  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深谙革命队伍必须要有革命政治信念的引领和指导,在领导中央特科期间,他始终贯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也是特科工作的铁律,更是特科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和区别于流氓无产者恐怖行为的标志。为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的能力,周恩来还经常在党内刊物《支部生活》上撰写一些短小精悍、极富战斗性的思想评论文章。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指出,当时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制订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为有效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秘密工作方法,使特科屡创战绩。如: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行动科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形成的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双重方式——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机密。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绝密情报,在危急关头使党的中央机关避免了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研究并批准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反间人员——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蔽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最早的成功典范。

  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培养一支坚强的队伍。在白色恐怖中,成功做好情报保卫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员。周恩来对进入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不仅严格考察其业务能力,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自觉的纪律意识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当他发现个别人员有流氓习气,立即进行整顿,以纯洁队伍,并把一批经过长期训练和斗争考验、对党绝对忠诚的优秀同志补充进来。周恩来还坚持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特科举办训练班,他亲自为学员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政策原则、秘密工作纪律,并对学员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他在组织“红队”队员学习时指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每个行动都要有组织地进行,都要考虑社会反映。通过训练,学员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们既有着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政治素质,又具备特工人员的专业技能,成为党的秘密工作的骨干力量。

  周恩来为特科制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以及精心打造的特科精英队伍,使中央特科成为在其直接领导下的党的坚强战斗堡垒、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极强战斗力的党的地下组织,并取得了威震敌胆的光辉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

  创新和丰富公安保卫理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深入陪都重庆,领导长江以南党和军队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党的各级组织由“非法”转为“合法”,相应的部分工作也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和微妙,以情报和保卫工作为重点的隐蔽战线的对抗尤为激烈。

  1938年,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离武汉,于12月到达重庆开展工作。他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和领导党的情报与公安保卫战线工作。他根据形势的发展,独创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保卫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战线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具有自身显著特点和优势。这一特点和优势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理论的发展、对统战工作的倡导和推动息息相关。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深入分析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历史与现状,掌握了其本质和发展规律,指出: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所以,虽然抗战时期共产党已是合法政党,但在特务横行的国统区,特别是沦陷区,及时了解各方面情报,对于实施党的抗战主张、推进统一战线的顺利发展和保障党的各级机关的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第二次国共合作、党的统战思想深入人心的政治形势,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也为情报和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周恩来在通观全局、全面分析斗争形势和敌我友各方力量对比后,提出了广交朋友,“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公安保卫工作思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团结的基础,扩大工作开展的可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重庆时还不是做情报工作?我经常到蒋介石、冯玉祥、贺耀组家,我就从中看出李德全、倪斐君是进步的……”

  除了理论上的指导外,周恩来对派出的担负特殊任务的同志,大都亲自谈话、做具体指导。他曾经与派到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谢和赓面谈,鼓励并指示:设法将对中共抗战主张颇为赞同的桂系代表刘仲容安置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做谢和赓的助手。周恩来还当面对他们二人的工作配合作了具体指示。这样,刘可方便地利用桂系代表的公务身份,传递谢和赓获取的机密情报和他自己获悉的广西统战活动的情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党的情报和公安保卫工作在宽广的领域和深厚的统战基础上迅速发展。情报来源和渠道的扩大,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公安保卫工作的预防能够有的放矢,开创了情报和公安保卫工作的崭新局面。   

      抗战期间,周恩来还不断丰富和发展隐蔽战线公安保卫原则和策略。我党公安保卫工作自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就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抗战时期,周恩来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中央和他本人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策略。这是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基本方针,对情报保卫工作人员意义尤其重要。“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职业化,职业化的本质是获得合法的职业作为开展情报保卫工作的掩护。在国统区,情工人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不可能做到社会化、合法化,更不用说长期埋伏、获取党所需要的情报。周恩来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以固定职业作掩护,并按照职业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他指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对于情工人员扮演具体职业角色的要求,他指出,要利用各种身份进行工作,利用一切条件开展活动。周恩来多次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打进敌人内部的情工人员,周恩来要求他们具备并有效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中央特科时期从事过情报工作的沈安娜,曾专修文字速记技能,1938年接受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员。当她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时,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她谈话,指出: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要从革命大局着想,长期隐蔽埋伏下去,“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甘当无名英雄”。

  情报工作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周恩来非常强调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作为决定重大战略问题的参考和依据。这使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发生重大的战略转变,即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为搜集和研究军政战略性综合情报。为贯彻中央的指示与要求,周恩来具体布置了对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文教、警宪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进行全面调查。他特别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在周恩来这些思想和“三勤”方针的指导下,党的情报和公安保卫两项工作有机协调,互相配合,相辅相成,适应了抗战的形势,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

  指导公安保卫工作取得成绩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工作。城工部和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大中城市和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这一时期国内情报保卫工作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

  指导情报保卫工作为自卫战争服务。解放战争中,情报保卫部门是中央的耳目,直接关系到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为此,党中央和周恩来提出了情报工作为军事斗争服务,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手段打击敌军的要求。这使全国情报机关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情工人员深入国民党机密决策机关,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战略性、动向性重要军政情报,为解放战争战略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党中央也称赞中情部获取的军政情报“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推动指导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党的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开调查研究工作从抗战时期就逐步开展起来,到解放战争时期已比较系统化。周恩来对公开调查研究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他在抗战时期就说过:要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相互印证,来鉴别筛选情报、观察敌人动向,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后来他又指出: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在他的指导下,中情部专门设立了公开情报研究部门“书报简讯社”,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大量报刊书籍运往延安。如晋绥边区情报组织设法系统订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及大量书刊、年鉴,并专门建立了两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送敌伪书报。这些资料经积累、研究后,形成对重要事件、问题、人物、组织的系统情报。如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名)和少将以上军官(58名)的降日名单(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根据平时积累的资料向中央提供的。在全国解放前夕,书报简讯社编写了有关平津等十几个省市总计数百万字的资料,其中对国民党重要机构、企事业,以及社团、帮会的历史沿革、现状、主要人物都有系统、全面的介绍,对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情报。这些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曾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以后经周恩来批准的有关报告也曾指出: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密切结合,互相佐证,两者不偏废。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公开调查研究工作指导思想和一整套业务工作方针方法逐步形成;公开调查研究与秘密情报并重成为党的公安保卫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强化统战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对敌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是党中央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社会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周恩来在领导中央社会部期间,一直认为,国民党内部“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在各种复杂微妙随时变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因此,长期以来,他与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从未间断,并派人通过各种渠道策动他们弃暗投明。可以说,解放战争中每个重要战役的胜利,都有他所领导的对敌军工作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贡献。

  革命战争时期的我党隐蔽战线功勋卓著,但情报保卫工作异常艰辛,周恩来曾这样说:党不能为情报保卫部门到处宣扬,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上要写上去。   

  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完善人民公安保卫事业

  三大战略决战基本结束后不久,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基本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各地潜伏的敌特分子,成为了新的安全隐患,国内安全形势严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屋建瓴,密切关注这一新的形势变化,强调要建立人民政权的公安保卫机构,开展对敌人的专政,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尤为重视人民政权公安保卫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公安保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提出明确要求,总结和梳理了人民公安保卫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亲力亲为,创建人民公安保卫组织机构。1949年7月6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7月8日、7月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部门的机构设置与领导人选等问题。军委公安部成立后,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圆满召开和开国大典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安全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公安部撤销,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各地在建立各级人民政府的同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人民公安机关以及公安武装。10月15日至11月1日,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强调了建设公安机关、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性,并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周恩来亲笔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模范引领,狠抓公安保卫干部工作作风。1949年4月25日,刚刚解放的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损失折合当时币值2亿多元。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分工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当时,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和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并不知道火灾现场所属的公安局外三分局的确切位置,周恩来对此非常生气,他严厉批评了“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指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场。”他强调公安保卫工作必须尽快进入角色,担当起城市管理和保卫工作,并特别要求信息渠道必须畅通。此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把周恩来关于做好公安工作、服务人民群众的的要求作为铁的纪律,坚决贯彻执行。为了端正工作作风,解决公安保卫工作中一些错误倾向,1956年,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公安机关普遍组织公安干警观看了昆曲《十五贯》,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形象的防止主观臆断和刑讯逼供的教育。周恩来认为:“《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

  高度重视,粉碎敌特破坏阴谋。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亲自安排部署专列警卫工作。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肩负保卫任务的罗瑞卿、杨奇清、滕代远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并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同时,留守的公安保卫力量也遵照周恩来指示,高度戒备,精心布控,及时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派遣特务企图爆炸颠覆列车的案件,保证了毛泽东出访的安全。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和指导下,公安部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布下天罗地网,擒获了大批国民党敌特分子及国外间谍,粉碎其破坏阴谋。其中包括:名噪一时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段云鹏、“保密局万能台”台长计兆祥落网,国际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企图炮击天安门城楼行刺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大案件告破。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会同检察、司法部门,发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反革命分子,沉重打击其嚣张气焰,人民政权日益巩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满意,多次指出:国家政权的巩固,公安战线功不可没。

  毫不放松,悉心关注和平时期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外事活动增多,安全保卫工作遇到许多革命战争时期不曾设想到的新问题,周恩来高度关注外事活动中的安全警卫及礼仪问题,多次指示公安保卫部门要适应形势,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他曾经对警卫工作人员和国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说:“外事工作、国际礼仪,来不得半点含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饭店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也是外国贵宾来京下榻第一选择。周恩来对其作出专门指示:“北京饭店有四大任务,卫生、服务、安全、经济。这四项任务重,安全是第一位的,卫生是第二位,服务和经济收入分列第三和第四位。”并反复强调,饭店的安全保卫工作要做好,必须依靠群众。“要以服务面貌出现,内紧外松。谁搞神秘化,谁就搞不好安全保卫。”还要求典礼局集中为担任外事警卫保卫任务的干部集中进行外事礼仪礼貌培训,以及简单的外语培训。1952年10月,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初次面对这种国际性活动,承担安全警卫任务的公安保卫干部都感到经验不足,警卫工作比较僵化、呆板。周恩来知道后及时指示公安保卫部门领导:“外宾警卫工作,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不露痕迹,要做到‘内紧外松’。”公安保卫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调整警卫工作的方式方法,得到了外宾的认可。而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也随之成为了外宾警卫工作遵循的重要准则。1964年12月27日,针对为保卫首长而不惜驱散群众、首长出行时前呼后拥的生硬呆板的警卫方式,周恩来提出如下意见:第一,警卫工作要灵活,注意形式;第二,不要生硬阻拦群众和首长接近;第三,保卫首长,也要照顾群众方便。此后,它成为公安保卫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不断为广大干警所践行。

  砥柱中流,“文革”中坚持正确路线。1967年8月7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此后,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冲砸公安机关、抢夺公安档案、残害公安人员、揪斗治安积极分子和乱放在押犯人的歪风,使人民公安事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为了恢复和整顿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的周恩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70年12月,周恩来对谢富治说,公安部割断了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后,关门不管事,上下也不通气,是非常错误的。他要求公安部赶快筹备召开公安会议,研究安排工作。在他的督促下,公安部从下放干部中借调回一部分业务骨干筹备恢复全国公安保卫工作。

  1970年12月11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周恩来在接见全体会议代表时指出: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要作科学的分析。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好多次公安会议文件,都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审批的,有的是主席亲自写的。一共开过14次公安会议,主席亲自过问的有10次,而且还有很多具体指示。各条战线,主席管得最多的,一个是外交战线,一个是公安战线。历史总是发展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否认历史。他还说:就整个公安队伍看,还是好的。怎么能说公安系统就垮了呢?要重建呢?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整顿。他的这些讲话,对于广大公安保卫干部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强调公安保卫干部队伍建设时指出:“还是要用老的干部,一个老的带三个新的,要老中青三结合。”在他的一再批评和督促下,公安保卫部门逐步调整队伍结构,恢复业务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1972年10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公安部恢复了原直属的沈阳民警学校,改名为人民警察干部学校,中断了数年的专业干部培训工作重新进行。到1972年底,全国公安机关陆续解放了一批原来的领导干部,调回了一批业务骨干,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与健全了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着手开展工作。同时,周恩来还注重充实侦察力量,积极开展对特务间谍的斗争,认真清理被拘押人犯,整顿加强劳动改造工作和监管工作等等,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增强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严肃性起到积极作用。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公安保卫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对公安保卫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纪律、工作原则和方法至今仍被广泛运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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