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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期间保卫荆江大堤纪实

2014-04-19 21:18

       1948年冬至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巨浪席卷大江南北。为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南进,中共中原局和湖北江汉区党委先后下发了《关于解放大军过江前城市工作的指示》和《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共湖北襄南地委立即部署了迎接解放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并专门成立了荆沙工委。在地委城工部和荆沙工委的领导下,从1949年春至7月15日前,针对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大破坏”的部署,中共组织城工干部与秘密党组织紧密配合,积极发动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开展了一场保护荆江大堤、保护城市的反“破坏”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通过周密细致的争取工作,国民党军江防司令周上藩毅然站到了人民一边,取得了确保荆江大堤安然无恙的伟大胜利。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主力消耗殆尽,防线全面动摇,蒋家王朝已濒临崩溃。但是,坐镇武汉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白崇禧,却自恃手中有实力,妄想凭借长江天堑,阻止我解放军渡江南进。

  驻防在沙宜的国民党华中“剿总”副司令长官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急调第七十九军驻守荆沙,后又调换其第十五军第六十七师接守沙市防备。此外,他还尽力拼凑地方武装,命令保安第六、七、九、十一师配合荆沙防务,企图组成二线兵团。与此同时,绥靖公署任命少将周上藩驻沙兼长江中游江防司令、保安第六师师长。

  为粉碎敌人阴谋,迎接荆沙解放,支援大军渡江南进,中共襄南地委及中共荆沙工委,根据中原局和江汉军区城工部的指示,在敌人内部开展政治攻心、分化瓦解的工作。经过调查摸底,认真分析研究,确定以宋希濂的少将副参谋长兼江防司令、保六师师长周上藩为主要争取对象。

  周上藩,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日战争中,他竭诚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曾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由于抗日有功,他由少将副师长调升为国民党第六战区直辖挺进指挥官。1945年,因参加反内战的活动,主张国共合作,他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在外流亡达3年之久。直到1948年1月,经程潜、郭忏、周岩3位旧长官说情,国民党中央才对他做出“撤销处分,降级少将恢复任用,戴罪立功”的决定。

  经中共襄南地委城工部及荆沙工委的再三研究和挑选,争取周上藩的任务落在周上藩的结拜兄弟、其黄埔军校同学、在襄南地委从事统战工作的成铁侠的肩上。

  成铁侠,1900年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冷水乡,1922年投身唐生智军旅,后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护法、北伐战争。1930年,任国民党军十六师四十七旅旅长。八一三事变后,他率所属赴沪抗日,其部队却被陈诚改编。他愤然回到湖南,在宁远成立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队伍很快发展到4000多人。1940年11月,他打入汪伪政府,从事秘密工作。194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上级派到襄南地委和荆沙工委负责做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

  1949年1月初的一天,成铁侠换上国民党军官服,来到了中山路周上藩公寓。阔别多年的好友猛然相见,真是喜出望外,倍觉亲切。二人紧紧握手之后,周上藩却又迷惑不解地盯着成铁侠。成铁侠见周上藩疑惑地上下打量自己,便凑近他的耳边低声道:“我不这样装扮而来,又岂能登门拜见老弟呢!”说罢,两人都笑了起来。

  周上藩摆上丰盛的家宴迎宾,夫妻俩一再为成铁侠敬酒,感情颇浓。

  几杯酒下怀,成铁侠见四周没有旁人,便谈起解放区的大好形势,周上藩夫妇俩听得很是认真。成铁侠借机凑近说:“中共非常了解你的情况,对老弟以往的一些行动都很赞赏。还望通力合作,登高一呼,使荆沙人民早见光明,但不知你有何难处?”

  成铁侠初露此言,意在探个虚实。周上藩接过话说:“成兄的好心良言,弟甚感激,求解放、盼光明乃人民所望,我对共产党纵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了。”

  细察其语,成铁侠进一步说:“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多的观感,我觉得共产党不愧是伟大的党,其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智谋高超、胸怀豁达、举世无双的。时下,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南下,即将挺进襄南,抵达荆沙,还要渡江继续南进,蒋家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愚兄看在多年的兄弟情谊上,冒险前来劝诫弟认清形势,走光明之路。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成铁侠这一席话说得周上藩连连点头。成铁侠继续说:“我这次是党组织派来的,你起义后,绝不会让你削职为民!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商量嘛。”说得周上藩夫妇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

  经过成铁侠的启发开导,周上藩答应等冷静思考一段时间后,再作回答。随后,成铁侠又派人来到沙市,送给周尚藩一封亲笔信,促其起义。

  不久,工委又派出工委成员、秘书杜文华继续做周上藩的工作。周上藩设宴为杜文华接风,并有意请来若干部属作陪。席间,周上藩频频举杯,对杜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说:“兄弟有今天,得亏阁下令尊对我的提拔!”杜文华知道这是周上藩有意在他的部下面前抬举自己,以获取他们的信赖,自然是客气一番。师、团长们一听是杜的父亲提拔了司令,都接连敬酒恭维。杜文华表示自己也是有求于周司令想弄点事儿干。周上藩心里明白,安排他在大昌裕盐号住下,还给他发了个少校军需符号,以便他在荆沙活动。

  杜文华按照工委指示,与周上藩做了多次交谈,争取他起义,力促荆沙和平解放,确保荆江大堤安全。经过一番工作后,周上藩对与我党合作的诚意有所加深,还向我军提供了一些保证荆江大堤安全的江防情报,但在起义问题上还犹豫不决。

  1949年2月,周上藩去武汉召开江防紧急会议后,即同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一同去长沙,谒见了他的老长官、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周上藩把江防会议内容和长江中游江防布置情况,向程潜做了详实报告,并探询程对时局的看法。程说:“老蒋大势已去,你和宋希濂人马不足30万,并且士气低落,抵抗也是枉然。” 周上藩心领神会。同时,周上藩又与陈明仁晤谈,陈明仁说他的观点和程潜基本一致。这次会谈后,对何去何从,周上藩的思想斗争愈加激烈。

  返回荆沙后,周上藩收阅了傅作义起义的通电和毛泽东表示欢迎的复电全文,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时至5月,周上藩由湖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朱鼎卿提名,兼任了湖北第四区(荆州地区)行政专员、区保安司令,其原职不变。

  早在4月中旬,中共襄南地委城工部就接到中原局通过武汉秘密市委传来的3条指示:1、要坚决保护荆江大堤;2、要保护城市,保护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公物财产;3、在敌人退却时必须立即进行接管工作。为了认真执行以上重要指示,地委城工部和荆沙工委决定抓紧时机,继续做好争取周上藩的工作。

  可是,直到5月下旬,解放大军已南下到达鄂中地区,荆沙临近解放之时,周上藩仍无起义行动。与此同时,襄南地委城工部长何定华从所获得的情报断定,敌人在溃败之时,将要破坏荆江大堤。因此,城工部又指示正在荆沙外围做敌军工作的傅师,利用他曾是周上藩的老部下,与周上藩有老交情的关系,继续去做周上藩的工作。他受令后,5次给周上藩写信,转达中共襄南地委城工部部长何定华对他的谆谆告诫,劝诫他“知时务,立即悬崖勒马,弃暗投明。应清醒地看到,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势不可挡”。希望他“明智地看清时代潮流,迷途知返,尽快结束为蒋介石卖命的历史,效法傅作义将军,弃暗投明,投向人民的怀抱”,并向他指出挖掘荆江大堤的严重后果,一再叮嘱他不准任何人毁坏荆江大堤,切实保护荆江大堤,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人民立功。同时还希望他派员到解放区与我党上级领导机关联系。

 

       接着,地委城工部又指定荆沙秘密党员、大昌裕盐号的副经理王少卿去做周上藩的工作。在临近解放的半个多月里,王少卿几乎天天晚上去与周谈心,甚至有时商谈到深夜。针对他的思想顾虑,对症下药,反复宣传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还给他列举了傅作义将军起义后,我党和毛泽东是如何把他待为上宾的事例。经过艰苦细致的反复工作,终于消除了周上藩的顾虑。他不仅坚定地表示,“起义大事我定付诸实现”,还慷慨激昂地表示了保住荆江大堤的决心。他说:“依我之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荆江大堤,起义之事可推迟一步。如若我不先以江防司令职权保住荆江大堤,先行起义,定会促使毁堤之阴谋得逞,反而给党和人民带来更大祸患。如若有疑,我可以人头担保。”

  王少卿听罢周上藩的这番发自内心之言,不禁高兴道:“周司令终不失党和人民所望,其前途一定美好光明。至于所表高见,完全与我党所想一致。就这样,先保大堤,后起义。”

  周上藩深知荆江大堤关系到江汉平原数百万生灵安危。为此,他忧心忡忡,昼夜难安。为了护堤,他特意将自兼师长的保六师布置在荆江大堤沿线,负责执行防险护堤任务。为了防备国民党当局的其他部门派人掘堤,他下了死命令:“没有我亲自签字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掘堤。所有任何高级指挥部的掘堤命令,即使我的总指挥部盖上了关防公章,而无我亲笔签字的掘堤命令,也一律拒不执行,违者处死。”他还指示:“如有人敢坐视堤溃,见险不救者,也一律严惩不贷。”

  同时,他还派亲侄儿周城峨到解放区去找中共襄南地委城工部联系,报告护堤起义事宜,并为我方提供了一些情报。

  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兵团及湖北省所辖的暂编师、保安师(旅)共50万人,开始由沙市、宜昌向西逃窜。在国民党军逃窜时,周上藩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在部队撤退完后“挖掘荆江大堤,阻止共军前进”。

  绥靖公署告知周上藩,“总部”早已将布置在长江中游的爆破组密调万城待命,待解放军向荆沙发起全面进攻后,将先用兵舰阻击南渡,再用水淹荆沙,使解放军既不能渡江,又不能后退,最后全面反击,一举歼灭,并命令周上藩做好最后的准备。

  过了两天,周上藩又接到边区绥靖公署准备炸堤的命令。情急之下,周上藩立刻下令将保六师所属最信任的第十六团,调往万城守备待命,同时召开团营级军官紧急会议,严密布防。次日,周上藩又召来十六团代理团长李国章面谈,当周问到他对起义的态度时,李坦然说:“国民党高官贪婪,部队无饷发,军心已散,抢劫人民粮食又失民心。司令如愿降共.我誓死随从。”周上藩笑道:“今天我调你来有要事授权于你,望你肩负全团重任,首要的任务是保护荆江大堤。现在总部派有特务爆破组潜伏在万城,在大堤上埋设地雷和TNT烈性炸药,准备炸堤,你看该如何是好?”李即愤懑地说:“我回去把他们抓起来处死!”周见他如此坚决,便连说:”很好很好,就是不能粗心鲁莽。”接着又说:“他们要在解放军渡江时,炸毁江堤,举行反攻。我是江防司令,江北千万人民生命财产全系于我,弄不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你在全团又有威信,可挑选可靠精壮官兵二三十人,埋伏在团部内外,听候解放军打响荆沙战斗,即紧急通知爆破组来团部开会,就说师长来万城视察训话,检查爆破准备工作。等他们到了团部,出其不意,将其缴械,不要问话,就地处决。可能他们留家看守电台的还有一二人,也事先布置好,同时逮捕,绝不允许留下祸根。还要赶快按布雷图把地雷、炸药挖出。你回团后只待荆沙开火,便对爆破组采取行动,必须一网打尽,切记,切记!”

  李国章当晚赶回万城团部,按周上藩的密令,进行了布置,又在全团挑选了20多名身强力壮的官兵,组成特别行动队,并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国民党总部爆破组组长来到李国章团部说:上午接到电报,共军已接近荆沙外围,料今晚或者明天早上就要开火,要求你们要随时保持联系。李对他说,炸堤前请通知我团,好让我们撤退。

  7月14日,周上藩除紧急电令李国章按原定计划行动外,又派其联络参谋刘荣洲,随身带着周的亲笔手令,于当天下午赶到万城十六团团部,通知李国章速战速决。当晚9点,李国章闻听荆州城方向枪声大作,即令部队渡到江南,只留下一个连和特别行动队执行任务,同时马上通知总部派来的特务爆破组长:“江防司令周上藩来团部,请你组全体人员快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商议最后之策。”当爆破组的5个人来到团部时,特别行动队一拥而上,缴下了他们的枪,没等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将其全部擒获,另外还逮捕了留守电台的2人,用船将他们拖至江中,全部予以处决。接着,又将埋在堤上的大量地雷炸药全部挖掘了出来,所有动作干净利落。

  与此同时,周上藩又连夜紧急部署,命令新近委任的沙市警察局长、专署机关警卫营三连的中共秘密联络员李万衡率部负责市区及专署机关防务,防止暴乱和严加守护专署案卷材料、无线电台等,做好一切移交工作。

  7月15日上午8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宋希濂在逃跑途中,不知爆破组已被瓦解,还从兵舰上拍电报急令爆破组炸堤,不料电讯不通。于是,又紧急密电,命令周上藩“立即挖掘荆江大堤,阻敌进军”。当宋逃至巴东县后,又于下午3时和晚8时接连两次密电周上藩,催促掘堤。周上藩及时派人将此情况向解放军前线领导做了汇报。

  当日下午3时至晚9时,解放军击溃荆沙守敌十五军六十七师、保九师及保七师第十九团,沙市、荆州城即先后宣告解放。周上藩在摆脱宋希濂第十五军的挟持后,即率保六师和保七师开往松滋县街河市与江汉独立旅取得了联系,当即宣布起义。因保七师不听命令反对起义,强行将部队拖走,周上藩即配合解放军,于8月2日将其全部缴械。起义后,周上藩受到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等人的亲切接见,一再表扬他“保护荆江大堤,有功人民”,并给他安排了工作。

  周上藩的义举打乱了白崇禧等在撤退前搞大破坏的行动部署,避免了一场罕世惨剧,不但使荆州古城及沙市重镇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而且为加速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结合整风学习,在重庆红岩村为自己写下一份《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这份“要则”,是周恩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的关于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党性修养的珍贵文献。1943年11月,周恩来在延安连续作了五天回顾革命斗争历程的报告。在报告的结束语中,他总结自己在几个历史关键时期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要则”第一条的深化和补充。 (摘自《党的文献》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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