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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威:为红军长征“打灯笼”的人

2014-07-19 07:59

闻名于世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好的二局”,“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红军长征中有两个二局机构。一个是中革军委二局,简称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另一个是红军总部二局,简称总部二局,局长蔡威。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和卓越的领导者,他对红军长征胜利有重大贡献。
 

一、影响决策的关键电文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最后胜利。就在这时,蔡威领导的二台通过侦听敌方的电台获知,10月16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了江西瑞金根据地,在敌人疯狂的追击和堵截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根据地时没有告知川陕根据地。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地,红色首都的放弃,说明局势危急的程度。此时,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形势相当严峻。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时局的变化立即召集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会议,认为下一步应主动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1934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部队通过一段休整后即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和甘南发展,主要打击胡宗南部,使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着重指出,中央红军的大举西进,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明确地表明了对转战中的中央红军的关注与战略策应。
 

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电台跟踪侦听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电台联络,破译后经红四方面军首长确认再发给中央红军,在军事情报上对中央红军予以援助。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在《忆无名英雄蔡威同志》一文中写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电台的工作就更繁重了,既要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又要向他们提供有关敌军的情报。”中央红军退到贵州境内,中央从红四方面军那里获取的重要情报表明,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途中,蒋介石已经埋伏了重兵。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重大军事决定。
 

1935年1月4日,蔡威领导的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6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5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9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3000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60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30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30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15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17团,集中南郑6团,肖之楚部约9团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以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正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电报对于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说太有价值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2月28日,中央向红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通报了遵义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连续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为中央红军进军川西北打开了道路。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一、四方面军主力终于会师。
 

关键的电文,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蔡威为领军人物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侦队伍,正如毛泽东赞誉的那样,是茫茫黑夜里行军的灯笼,帮助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二、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长征组歌中人们所熟知的歌词,四渡赤水毛泽东本人称为平生的得意之笔。那么此战“奇”在什么地方?红军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1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之外,还得益于什么呢?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3万多人仍处在敌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从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1月19日至2月10日,红军最初的打算是从重庆上游北渡长江,但遭到川军顽强拦截后,证明原定计划不易实现,于是一渡赤水西进,在川、滇、黔边寻求机会。2月11日至3月1日,红军二渡赤水,出敌意料,杀了一个回马枪,取得了第二次攻占遵义的胜利,一方面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一方面使红军获得相对宽广的活动空间。之后,红军故意在川、滇、黔边徘徊,迷惑敌人。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附近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使敌人的判断错误,吸引敌人向赤水两岸围拢。正当国民党各路“追剿”大军奔向川南时,毛泽东又率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秘密回师黔北,然后一举强渡乌江,把大部分敌人抛在乌江北岸。4月1日至5月9日,此间毛泽东继续以疑兵干扰敌人的视线,先在乌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东返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架式,后在贵阳城下示威,诱使蒋介石将滇军东调。红军由黔西南兼程前进,进入云南后日行百里,如入无人之境,从容渡过金沙江,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圈套。
 

从四渡赤水每个重要转折点来分析,其背后都有准确的情报支撑,从而演绎了这一世界经典战役。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中提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从电讯侦知:中央红军已经剩下不到3万,而且陷入四面围剿之中,在黔、滇山区飘忽,方向不定。”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回忆说,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使之能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敌情,蔡威和他等人开始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蒋军的密码十分难猜,开始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能译出一部分字,经过逐步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军的密码。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经分析整理后,由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由于中央红军的电台处在行军状态,方位不断变化,因此蔡威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坚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只要中央红军一宿营,昼夜立即通报。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录》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也这样提到:“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由于敌人的疯狂围追堵截,迫使中央红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无法停下来与各地红军联络,更无暇侦听敌军的电台。此时,红四方面军以蔡威为主的二台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红一方面军到宿营地,红四方面军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在一次与宋侃夫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这些史实都充分映证了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台,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所作的重大贡献。

 

三、向中央红军同行传经送宝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任红一方面军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回忆说:“他(曾希圣)知道,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侦察台)台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三局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他(曾希圣)和王诤介绍了中央红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的建立发展情况,长征以来对敌无线电侦察的体会。特别是遵义会议党中央纠正军事上‘左’倾错误的情况;蔡威也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门的建立与发展状况,并且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无线电侦察的体会。两个部门(红一方面军军委二局和红四方面军二台)建立了联系后又常常往来。曾希圣听说二台没有汽油,特地将在泸定城搞到的挑着翻过雪山的汽油,送两桶给蔡威,以解燃眉之急;蔡威听说曾希圣二局充电机时常出故障,把所部仅有的一台充电机借给二局应急。曾希圣与蔡威来往多了,同行再加战友,有了密切的感情,无话不谈了。”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总参三部政委陈福初将军,当时在蔡威领导的二台工作,后任红军总部二局第三科(译电)科长,他回忆到:“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来了三位客人,是从一方面军来的。他们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和曾三同志。曾三同志与蔡威台长像是老相识,见面后就道离别之情,并由他介绍其他两位,大家都很高兴。蔡台长吩咐我和刘忠生(现名刘昆)烧水泡茶,告诉司务长弄饭。曾三同志听到弄饭,带开玩笑地说:‘老蔡,做点好吃的啊,我们真饿坏了。’蔡台长抿嘴微笑说:‘管你吃饱。’他们四个人边喝茶边谈心,有说有笑,很是融洽。司务长听说是从一方面军来的客人,他把从江油带来的腊肉,中坝带来的银耳,都拿出来了,还搞了一大盆牛肉和大米饭。他们边吃边说:‘好久没吃上这么一顿啊,太好了!’‘没想到在这里能吃上这么好的饭,谢谢!’的确,在毛儿盖能吃到大米饭是不容易的。吃完饭,他们继续交谈。蔡台长介绍了四川军阀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胡宗南密码的破译情况,还谈了甘肃鲁大昌的密码等。他们听得很仔细,直至五点左右客人才走了。”“第二天,他(们)三人又来了。曾三同志走进门就说:‘我们来打牙祭,再弄点好吃的吧!’蔡台长笑一笑说:‘有你吃的。’今天仍是蔡台长介绍情况,主要是红四方面军通信、电台和原川陕根据地情况。王诤、曾希圣讲了遵义会议和长征途中的情况。在这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都谈情况……他们来的次数多了,大家熟悉了,也就比较随便了,联系也更加密切了。军委二局和四方面军第二台在工作上互通有无,有了困难互相帮助,如四方面军二台没有汽油,军委二局就送来了两桶,军委二局充电机发生毛病了不能充电,二台将唯一的一台充电机借给他们使用。”刘昆是蔡威的勤务员,后任宣化通讯学校负责人,50年后对这次会晤印象仍然深刻:“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一连畅谈了三天三夜……他们无所不谈,然而更多的还是交流各自侦察破译敌军电台密码的工作,谈得很兴奋,很热烈。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为他们打水做饭。”
 

这是蔡威和中央红军技侦同行的会晤。从上述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互通情况,交流经验是主题。曾希圣通报了中央(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建立、发展情况;蔡威则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门的建立与发展状况。更为重要的是交流经验,三位当事人中曾希圣和陈福初都具体地提到,蔡威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无线电侦察的体会。这里,我们自然联想到,胡宗南是蒋的嫡系部队,一直在追剿红一方面军,蔡威研究并破译了胡宗南的密码。四川军阀众多包括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蔡威对四川各派军阀的密码了如指掌,这些军阀部分参加了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正是蔡威研究过的甘肃军阀鲁大昌管辖的地盘。蔡威介绍的这些经验,对中央红军的技侦同行应该是有很大的启发,并且在长征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四方面军无线电技侦工作在这之前就有过交流和情报共享,此次会晤更多的是对密码内在规律的交底。而且同行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曾希圣在回忆中写到:“可惜的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前一个月,红四方面军二局(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病故了……为战友蔡威的故去而万分痛惜。”
 

蔡威破译密码的独特建树,特别是对日后中央红军行军中所遇到的敌军如胡宗南、四川各派军阀、甘肃军阀鲁大昌等密码破译的传经送宝,对中央红军的情报破译工作帮助极大。

 

四、蔡威和毛泽东见过面
 

我们走访过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他们从未提及蔡威见过毛泽东。最近,资料中最新发现了蔡威在红军长征第一次过草地时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尤为珍贵,也让我们解开了许多疑惑的问题。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总参三部副部长李永悌将军1993年回忆到:“1935年8月第一次过草地时,徐向前、陈昌浩见到蔡威同志,就招呼他过去。蔡威同走到那里也蹲下,和他们一块说起来。就在他们说话之间,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人。他穿一身旧的军装,高高的个头,瘦长的脸,留着很长的头发。在他身后,有一个警卫员和两个战士抬着一副空担架,还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徐向前、陈昌浩、蔡威同志发现来人,都站起来迎过去。那人先伸出手打招呼,到了跟前,又是握手又是问候,然后并肩向土坡上走了几步,便蹲在那里说起话来。看到这场景,我们就猜想这位干部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不然的话,徐总指挥和陈总政委是不会那样的。过了一会儿,蔡威回到我们这边。‘台长,刚才那个人是谁?’有同志问。蔡威说:‘那就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
 

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为左、右路军北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右路军和徐向前、陈昌浩、蔡威他们一起过草地。从8月21日右路军北上到9月9日毛泽东率部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不到20天的时间里,蔡威和毛泽东见过面了。
 

193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四、三十军组成),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团胡宗南部发现红军已通过草地,马上派第四十九师进入包座进行拦截。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须消灭驻守在包座进行阻拦的敌人。8月26日,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技侦台侦悉: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樟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已经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的北部,地势险要。敌军在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据险防守。为解除红军右路军的侧翼威胁,开辟前进道路,党中央决心发起包座战斗,并根据技侦情报作了精心运筹和周密部署。包座战斗前,右路军过草地殿后的红二军还未跟上,开路的红一军又相当疲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经过同政委陈昌浩研究,赶到毛泽东住所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以红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毛泽东听后,对徐向前的建议马上表示赞许,当即下定了以围点打援战法,歼灭包座守敌的决心。
 

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此仗胜利不仅使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补充,而且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进军甘南的障碍,为实现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包座战斗,蔡威功不可没。让毛泽东再一次记住了蔡威这个名字。
 

蔡威生前工作单位——后来的总参三部在2008年1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信中这样写道:“蔡威同志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情报事业的开辟、建设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围剿’,保障红军长征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网站编辑 - 郝锐妮